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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校长，而且他早年间也曾在美国留学，并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的他还教育出了79个院士，其中大名鼎鼎的钱三强、赵九章、杨振宁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他也因此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
他就是原清华大学校长叶企孙。
1898年，叶企孙出生在上海，当时的叶家是上海有名的书香门第，叶企孙自小便受到家中长辈的教导，还有家中文化氛围的熏陶，自小对于读书这件事情就有很大的好感。
他五岁便跟着创办新式学堂的祖父学习知识，13岁就考入了清华学堂，成为学堂第一批学生，20岁得到了公费留学的名额，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除了专业外，他把生活细节与学习联系起来。他说：“祖国以巨万金钱供给我等，当刻苦以读，不可挥而废之，唯求他日归国以报也。”
1920年，他获物理学学士学位，9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次年，他准确测定出普朗克常数，在美国物理年会华盛顿会议上宣读论文《用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引起世界物理学界轰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美国光学学会学报争相发表这篇论文，这时他23岁。
叶企孙于1923年6月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即赴英、法、德、荷、比等欧洲国家的大学和物理研究所访问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考察了欧洲高等教育和科研情况。
事情若是按照现有的轨迹发展下去，叶企孙可能会在科技学术领域获得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他却选择了回国教书育人，关于这一选择，我想叶企孙说的一句话，将他的心迹和对祖国的热爱表露无疑：
1924年3月，叶企孙被聘于南京东南大学物理系，这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不久后，由于东南大学发生赶校长的风波，叶企孙不愿介入，又适逢北京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于是在1925年9月，他离开东大前往清华任教。
一年后，他来到自己的母校成为教授，并成立清华物理学，担任系主任的职务，3年后，清华大学物理学院成立，他担任院长职务。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重要人物。
但是从叶先生毅然回国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做好了决定。只为耕耘，不为收获，自己回来就是垦荒了，要为中国扎下科学的种子。
当时，叶企孙他们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主张清华必须改革，实行教授治校。
经过几次激烈的交锋后，终于在1929年形成了新的校务领导体制，校长的权力受到限制，而教授们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教授治校”模式。他们还推选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而梅先生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建设，他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当时中国对物理的了解甚少，甚至有很多人不理解物理的重要性。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1929年11月22日，叶企孙在清华校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文章。文章犀利地指出科学的重要性，以及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不同。让清华学子深刻地领会到，科学需要理解也需要研究与实践。
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越来越多的青年一代投身到物理学。这些青年力量的聚集，为中国未来科技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要想发展起来，优秀的老师团队是非常重要的，叶企孙也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招聘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来教学，对于人才，他也非常珍惜，会给他们很好的待遇。
在每届清华物理系毕业典礼上，叶企孙总会向学生说的一句话是：“我擅长读书，但实在不太会教书，自觉有愧，所以为了补偿大家，我给大家请来了一等一的老师。”
叶企孙为了给学生们请到优秀的老师，不怕麻烦，总是亲自登门拜访，态度谦虚诚恳，毫无半点架子。为了邀请东南大学的吴有训、萨本栋两位教师，可谓三顾茅庐，邀约数次之后才把他们请来。
同时，叶企孙聘请教师更是以“德”为重，倘若是德行有亏之人，哪怕学术水平再高，叶企孙也不会聘用。对于那些心不在焉、不负责任的老师，叶企孙也毫不手软，坚决辞退。
除了邀请优秀的教师，更重要的就是培养优秀的学生。
他对自己的学生可谓无微不至。没有衣服穿了，就把自己的衣服送给学生，没有地方住的就带学生来自己的家里住。当时硝烟四起，很多学生参加了爱国运动，他告诫学生牢记自己身上的使命是振兴科学，献身科学，扛起科学这杆大旗，用科学救国家于临危，挽大厦之将倾。
叶企孙的第一个学生是王淦昌，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叶企孙后来推荐他到德国留学，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原子核物理，成了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对我国核能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王淦昌后来回忆道：“叶先生非常关心学生，我经济比较困难，时常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叶先生得知情况后，就时常拿他的工资接济我。”
华罗庚当时只有初中学历，他力排众议，把他引进清华当助教，仅仅一年多又把他送到剑桥进修，这才有了日后的“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叶企孙还经常会私下里向李政道询问一些关于物理学的见解和看法，对此李政道都对答如流，不仅如此他的很多看法更是让叶企孙都叹为观止，所以此时已经年近五十的叶企孙便起了爱才之心，他先是会有意无意的点播李政道，随后还力排众议给到了他去美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可以说如果没有叶企孙，李政道不可能有后来那般的成就，也就更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了。
现代科学对叶企孙的科研、教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注重实验研究的条件，在清华物理系为吴有训购买X光机，为赵忠尧购买镭放射源；他鼓励师生自制仪器设备，聘请青年技工海因策制造仪器设备，并在实验室后设立工厂；他甚至不允许师生叫实验员阎裕昌“听差”，而是称其为“先生”……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清华地处北京，处境十分危险。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叶企孙知道自己没有行军打仗的能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学校的重要资料和仪器设备。为了保障实验室里那些精密的科教仪器，叶企孙不顾个人安全跑到实验室当中，用自己的生命挽救实验设备的安全。他并非不怕死，而是当时我国的实际社会现象，很难寻找到第二套同样精密的仪器。当时许多爱国的学生也加入了他的爱国行列。
在了解冀中极度缺乏作战物资后，他不顾环境的恶劣和身体的病痛，募资购买了雷管、医疗用品、通讯器材等物资，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送达冀中。他与祖国山河生死维系的赤诚之心，昭昭若日月之明。
不幸的是，没过多久，秘密活动暴露，他不得已离津南下。
我们所熟知的地雷战并不是用的普通地雷，而是叶企孙的学生熊大缜领导研制出来的地雷。熊大缜是叶企孙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其曾有机会到德国学习深造。
但是考虑我国外忧内患，熊大缜放弃了提升自我的机会而是转为参加八路军。知道自己的学生有研制特殊地雷的想法的叶企孙从技术和物质等多方面给熊大缜提供指导和方便。但是本应建功立业的熊大缜却因被诬陷将自己的生命埋葬在了1939年。
当然在西南联大时期，叶企孙还曾担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一职，1949年前后，还曾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短暂主持过清华大学校务工作，履行校长的职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企孙也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只是历史的记载，将叶企孙的这一掌校经历淡化或省略了。
在世界顶尖物理系留学过的叶企孙，把精力都投在了教育上，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叶企孙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像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彭桓武，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施士元、钱三强、何泽慧，力学家林家翘、钱伟长，光学家王大珩，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邓稼先、杨振宁、朱光亚、周光召等人都曾师从叶企孙学习。“两弹一星”功臣中的23位功勋科学家，有13位是叶企孙的弟子，所以叶企孙先生完全当得起“大师中的大师”这个称号。
不过这样一个坦坦荡荡的教授，还是抵不过现实。
抗日战争结束几年后，叶企孙方才知道，熊大缜早已蒙冤而死，他心痛不已。他想要替学生喊冤，这件事成了心里一辈子的痛。动荡期间，因为他身份特殊，被抓进去，因为替学生喊冤，也被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饱受牢狱之苦。
很快谣言传开了，清华大学迫于舆论压力将叶企孙开除。
虽然后来放出来，但是整个人的精神都抑郁了。腰也弯了，记忆力也模糊了，没有亲人，丢了工作的他一个人流落在徘徊在中关村的街头，到处要饭谋生，终日游荡在街上。就这样一代宗师沦落成乞丐。
当时他的不少同事和学生，比如赵忠尧等人，也受到了种种限制和压迫，根本没有能力帮助他。
著名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赵忠尧偶尔有弟子偷偷来探望他，比如王淦昌、杨训仁等，他总是叫他们离他远点，划清界限，生怕自己连累了学生。
1971年，留美的杨振宁首次回国，他提出想去看望一下自己的恩师叶企孙，但是由于叶企孙被打击和监视，所以这个也请求被拒绝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垂垂老矣的叶企孙，心里仍挂念着被冤死的学生，他没有放弃搜证也没有放弃为学生辩白。
在经过平反后，叶企孙最终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给他以往教授的待遇。只是晚年时候的虐待始终成为了叶企孙心中的一根刺。他的身体开始变得不好，到了79岁，这个老人再也撑不住了，身体像没了气的气球一样虚弱。
最终在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先生在医院抢救无效而死去。临终前还在呢喃着：“回清华”。
后来在1月19日，叶企孙先生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这位老人家的人生最终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而他牵挂的学生熊大缜在1986年时被平反。
而他自己直到1987年，在吕正操将军的努力下，才终得平反，此时距老人去世已整整10年。即便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1992年，包括王淦昌、王大珩、吴健雄等在内的127名海内外著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联名者平均年龄高达72岁。
1995年叶企孙铜像落成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
叶企孙是一位我们知道得最晚、被时代抛弃得最远的大师。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相比他那么多名满天下的学生而言，他自己却是显得如此默默无闻。但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会永远被历史所铭记，永垂不朽！
